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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毛那度的一本诗集，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骑着一辆中国制造的自行车，我融进了一条奇特的人流和车流中。街道之拥挤是我生平从未见识过的，人车混杂看似危险丛生却又井井有条。行人主要是女人，都背着很大的竹篮，里面多半是蔬菜，还有可以在集市上贩卖的小商品。骑车的全部是男人，而我说的车可不是汽车，而是摩托车和自行车。在越南，摩托车和自行车比汽车多得多。作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摩托车运送的东西五花八门：有死猪、装着活狗的笼子，这些都是运到肉贩子那里的；还有乡村手艺人手工制作的陶器、装电视机的纸盒子、甚至还有人用摩托车运送席梦思——这是新近开始在越南流行的产品。自行车的运输功能要逊色很多，不过依然是主要的代步工具。在越南，有一种叫做CYCLO的自行车，那其实是当作出租车用的三轮车，每个CYCLO上可以运送两个人和部分行李，靠人力拉，和中国旧时的黄包车有点类似。
越南给人的感受和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那从未感受过的炎热和潮湿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感觉全身所有毛孔都张大到了极限。而今天的河内，气候一点都没有变，甚至连空气中的水分都是一样的。城市的格局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尽管河内今天算是个大城市，有超过300万人生活在这里，但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依旧是一个村庄。以前，村庄里的稻田要种到农家的家门口，今天这样的景象在河内依旧能看见。最早，村庄开始扩张的时候，一些人开始进行专业经营，在很窄的街道上出售小商品并逐渐成行成市，而今天，这些街道依旧存在、依旧狭窄、连名字都依旧不变——咖啡街、丝绸街、棉花街、鱼街、首饰街。这些狭窄的街道拥挤在河内不大的市区，使市区就好比一个塞满了东西的小柜子。
法国人于1873年来到越南，仅一个小分队的法国士兵就把越南从中国手里抢去了，于是越南成为了法国人的“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大“印度支那”除了越南以外还有印度的一小部分、老挝和柬埔寨，而河内就是当时法国人统治这个殖民王国的中心城市。1945年9月2日的那天，天还没有完全亮，河内市中心的广场上(后来命名为胡志明广场)已经挤得满满的，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和孩子。在那天，已经消失了好多年的胡志明先生突然出现了。他是越南的战斗英雄，曾经在丛林中带领越南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周旋，在二战全面胜利后，胡志明成了这个国家人民心中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当天的他已经55岁，由于多年被疾病折磨，非常消瘦。他穿着一双橡胶凉鞋出现在广场上，通过麦克风宣布越南已经取得独立。然而，胡志明先生的独立宣言并没有马上将越南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当时美国的杜鲁门政府不支持胡志明的政权，处处给越南冷脸看；法国殖民者很快又回来了，在越南继续其殖民统治直到1954年；法国人离开以后只有11年，越南人还来不及更新观念，美国士兵又来了，他们对越南北部的广泛地区进行密集轰炸，北部完全被夷为平地。直到1975年，当最后一架美军飞机从西贡美国使馆的房顶上起飞，带着最后几个士兵和记者离开越南时，命运多舛的越南人才真正拥有了能在自己国土上施展意愿的机会。
和许多30多岁的河内人一样，黄宝巴(音)没有听过越南战争期间的轰炸声，但是战争仍然将烙印打在这些年轻人的现实生活中。当我问他，战争的结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了？他说：“是机会，或许还带来了繁荣，当然还有和平——主要是安静和稳定。这些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的。在他们30岁的生活中，只有战争。我父亲的兄长曾经是一名北越士兵，在战争中牺牲了。从那以后，每天吃饭桌上都放一个空碗，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30年了，碗始终是空的。”
黄宝巴有一辆本田摩托车、一部手提电话、一些钱，还有一个听上去很有前途的职业——自由摄影师。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生活水平了，因此他很乐观自信。黄宝巴可以说是越南战后一代青年的典型，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对众多国外著名品牌丝毫不陌生。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政治体制，而是表达民族感情的一个名词。他们对政党和政治口号已经不再敏感，几乎可以说，这一代人对政治已经失去兴趣。而老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他们认为年轻人只知道赚钱，没有吃苦和牺牲的概念。
一个夏夜，我坐着黄宝巴的摩托车，他要带我去一个在河内相当出名的酒吧。酒吧位于市郊，光顾者都是前卫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狂欢畅饮的样子，感受到他们对我，一个美国人的无比热情，我下意识努力回忆我曾经目睹的河内，不料那些回忆在灯光和舞影中变得模糊迷离。难道河内人已经遗忘了曾经让全市3／4居民逃离家园的炸弹？那些曾经炸毁火车站、炸死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和病人的炸弹？他们没有遗忘，但显然他们选择原谅。
在我经常去买菜的一个露天市场，周围有几个很深的坑，那是当年美军炸弹留下的。但是，如今在市场熙攘的人群中，没有人会谈论这些弹坑。如果问越南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宽恕，通常的答案有两个：一是“胡志明先生在战争期间就一直告诉我们，越南的敌人是美国，而不是美国人民”。另一个答案是越南人民总是大度地原谅自己曾经的敌人”。
最经典的答案可能来自一个河内出租车司机，他曾经是北越士兵。他说：“我们和法国人进行了100多年的战争，又和日本人进行了二战，因此和美国人的战争只能是我们伟大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从河内的街道名称上也能看出这种原谅。在河内有600多条街道的名称和中越战争及法越战争有关，而和越南战争有关的街道只有两条，一是“自由大道”，二是“战胜B－52大道”。“战胜B－52大道”是越南战争胜利以后更名的，原来的名字是1945年根据一个抗战英雄的名字命名的。
说到河内的街道，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那就是从早到晚，人行道上都人满为患。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所有人行道上就挤满了运动的人，运动的形式不外乎两种，一是老太太打太极拳，另外就是男女老幼打羽毛球。越南可以说是羽毛球王国，据当地人说，这是全国人民最热爱的运动项目，不仅是在河内，就是在其他城市，清晨的街道全都是羽毛球场地。
早上7点以后，打羽毛球的人收场了，接着上场的是卖早餐的女人和搞运输的男人。这个时候，在街道上流动的人都无比匆忙。摩托车也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等早晨的高潮过去以后，人行道又被准备做午饭的主妇占据了。很多河内人的居住地并没有配备厨房，因此主妇们已经习惯把炉子支到房子门前的公共空地上。这恐怕是只有在河内能看到的场景：在长长的街道上，无数炉子燃起炊烟，一排主妇站在前面挥动锅铲，这好像是在参加电视节目录像或者是什么厨艺比赛。
中午吃饭时间，人行道上有短暂的宁静，但是下午刚刚开始，主妇们又纷纷占位置了，这是她们进行手工劳动、赚取收入的地方。大多数女人是在街道上放一个缝纫机，进行服装加工或者是修补工作。有的人则是做简单手工劳动，她们一般在大工厂找零活，拿回家自己在空闲时加工，补助家庭收入。除了这些女人，偶尔也有小摊贩在人行道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享受消闲而不是赚钱。可能蹲两个小时也没有一桩买卖，他们或打盹、或抽烟，时间就这样逍遥地流逝了。这样的场面要持续到下午做晚饭之前，而晚饭的场景又和午饭的场景一样。
晚上8点左右，整个河内最兴奋的时候到来了，夜市此时开始在人行道上开张。越南男人喜欢在夜幕下坐在人行道边上畅饮啤酒，那是河内当地出产的啤酒。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肆意戏耍、叫喊，女人们则静静蹲在男人后边，享受一天难得的清闲。
看到这样的河内，我心里由衷地高兴，毕竟我曾经目睹过它被战争摧残后的样子。读者们或许难以想像20年前的河内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们觉得我的描述不一定客观，那就听听当地人的描述吧：“20年前的河内是一个潦倒的、没有精神依靠的城市。白天城市里没有人出现，或许是人们害怕看到自己破败的家园暴露在日光下的样子。而晚上，孩子们聚集在露天广场上上课，很大面积的广场上只有3到4盏灯作为照明。而大人就像夜鬼，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越南人带来巨大欢乐和心理释放，反而让他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方向和目的。从很多方面看来，享受和平比坚持战争更加困难。”
在很多私下的谈话里，河内人把战后困难归咎于政府的错误决定。据说战后的河内政府相当僵化，强调意识形态而轻视经济建设，直接导致战后河内的大衰退和很多人为灾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河内的通货膨胀率是700％，当时人们要买到米和蔬菜必须排队购买，有的人成夜成日地排队也买不到足够的粮食。饥荒威胁着全国民众。那个时候，河内最好的酒店都市酒店没有人住，却成了老鼠的乐园。而河内最大的公共建筑之一，由防空设施改建的国家大剧院，晚上没有激情演出与穿着华丽的观众，而是挤满了避寒的流浪者。夜晚的街道异常寂静，偶尔有类似“狼嚎”的恐怖声音划破寂静，这当然不是真的狼嚎，而是越南自产的自行车橡胶轮胎在人行道上碾过时发出的声音。当时越南没有太多外国人出现，除了偶尔有中国人，再就是俄罗斯人。当地人不把中国人和其他有黄皮肤的邻国人看做是外国人，把俄罗斯人则称做是“没有钱的美国人”——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长得完全一样。
1984年是越南最困难的时候，据河内一个已经退休的外交官回忆，当时越南外交部只能每次派出一个外交官出访或者参加国际外事活动，因为整个外交部就只有一套西装，由所有外交人员共享。因此在那个年代，很少在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会议上看到越南外交官有笔挺合身的装束。现在虽然情况已经好转很多，但是越南人依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纠缠。在河内，还有很多居住区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力，而农村的年轻人拼命挤进城市，据统计，全国有80％的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几乎是绝望中不得已的选择，越南政府从1986年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河内工业对新政策的反应是积极的，因为有自由经济和外资的刺激，当年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由700％下降到了8％。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生活在赤贫线以下的人数明显减少。越南人民对新政策的积极反应则体现在个体经营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街道上冒出了无数小商店，凡是有临街房子的人都在街面上开了个小店，饭店和旅馆也越来越多了。一旦有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外国投资者就闻风而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开始有国外投资者提着行李箱来到河内，接着这些人的家人也来到了，适合这些人居住的公寓价格因此飙升，这刺激了河内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年轻的河内人渴求的不再是一天的饭食，而是教育，很多年轻人在白天工作以后又到夜校上课。在大学里，攻读双学位的学生也不少。这些应该都是河内未来可以指望的。
城市建设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河内人现在正在修复一座已经有93年历史的歌剧院，这是当年法国殖民者修建的。而河内另一处法国殖民者留下的建筑，当年的监狱，现在也正被重新修复成为酒店，这个曾经关押越南人的地方将成为新河内的标志性建筑。最富创意的是美国士兵当年在河内建造的关押北越士兵的监狱，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为一个博物馆，从附近的HILTON酒店的高层窗户往下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监狱的格局。
从这些地方能感觉到，河内人的确愿意宽恕自己的敌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或许不会有河内今天的生机和悠然。能有宽恕的心态是多么的难得，事实上，这样的造化曾经成就了千年文化和历史，希望也能成就未来的越南以及河内的梦想。 上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