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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变化快，生活的记忆与痕迹稍瞬即逝。对这种种变化，绝大多数的人选择了熟视无睹和回避。然而在我们身边，却有一群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人，他们用独特的手法、属于自己的视角，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生活的百态，城市的变迁。郑国谷、杨勇和陈劭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没有艺术家惯有的怪异外型，过的是朴实平静的生活，但多年来却执着地用自已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特质。
前言：认识郑国谷是1995年的下半年，当时他已经开始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他在小城阳江的生活。对于郑国谷来说生活是可以假设的，所以在这年里他拍下了一组照片《我的新娘》，照片中的新娘是郑国谷的“假设新娘”，这组婚纱照也是郑国谷的“假设婚纱照”。我还记得那时，郑国谷把这组照片拿到某艺术专业杂志投稿而给该杂志主编拒绝后无可奈何的样子。
认识陈劭雄那是更早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他已经在从事着当代艺术创作(当时被称为前卫艺术)。那时候他一直在做着装置艺术和录像艺术，在1997年的上半年，他便开始用摄影和拼贴的方式立体地再现了一个袖珍的广州城市风景。当你移动你的脚步细致地看着10米多长的摄影装置，你会发现广州市民的生活百态，还有这城市的一树一物。
认识杨勇比较晚，大约是在1998年的时候，是认识了他的作品后才认识他这个人的。从1997年开始，他拍了很多他在深圳的生活情景，在他的照片中，我看到了许多深圳美女的日常生活，很熟悉很真实，同时也让我好奇。
摄影 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变化很大，十年前的广州和现在的广州已是两个城市了。人也一样，假如你在10年前染了个金头发，人们肯定认为你是个假洋鬼子。今天，不管男女老少都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时尚。在这变化中，艺术家们对这些事物的反映总是最敏感的。“我觉得摄影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当时我想回阳江做一个摄影师，但我没有这个技术。那么我怎样记录我身边发生的事呢？我直接就用傻瓜机来记录，如果我再不纪录，这些事物永远都找不回来了。”郑国谷于是去电器城买了一部奥林巴斯的傻瓜相机，开始了他的阳江青年生活创作。
和郑国谷不一样，杨勇却拥有3台不同类型的相机，但两个人的想法是比较靠近的。杨勇认为摄影是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他的照片是要表达生活在深圳的年轻人的迷茫、郁闷、快乐和希望。
陈劭雄的想法异于他俩，“我这些作品所取的素材，就说它拍摄的对象，是从现实中截取这些图形，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当然跟我的生活有关，是我熟悉的东西。但是我想我是用一种更加陌生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现实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大家都是熟视无睹的，即使你能看到，也未必像我那样地看到，这是角度问题。于是我用一种与别人不一样的方式去处理作品。”
创作 过程总是很快乐
认识他们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跟这些艺术家们打交道还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他们思想活跃、天马行空，工作起来既投入又严谨。一些朋友问我，你跟这些当代艺术家们交往密切，你不觉得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人吗？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当陈劭雄、郑国谷、杨勇走在街上，谁也不会认为他们就是艺术家，没有奇装异服、没有艺术家标志性的发型，他们普通得就如大街上的路人，甚至你会反问：你们真的是艺术家吗？郑国谷风趣地比方说：“职业杀手走在街上，你都不知道他是职业杀手啊。”他们要的仅仅是在艺术领域上的创新和独特。
从小就喜欢绘画，并在少年时考进美术学院学习艺术的他们，虽然年龄不同，也不生长在同一个地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做当代艺术。尽管他们的作品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但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不停地思考着艺术问题，不断地关注着身边所发生的事。
当郑国谷在1996年拍摄《阳江青年》系列照片时，他已经设计好他的场景，他把他的阳江小城的青年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在他的导演下，小城青年们个个兴高采烈地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城镇日常生活，还加上了自己的演技发挥，郑国谷就在旁边迅速地按下了他的快门。那时候的阳江青年迷恋香港的生活，染发、穿时髦衣服，他们模仿着香港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如“追女仔”、“打群架”等让郑国谷拍照。他们大都不理解郑国谷的意图，但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这样去拍照。因为这就是当时生活的还原。
杨勇在开拍《隧道里的幻想》前，走遍深圳的隧道找背景，我估计杨勇肯定把深圳的行人隧道都走得七七八八了。那段时间，他通常是等到夜深人静时(通常都是过了晚上11点)，把深圳美女朋友们都叫了出来，在城市的隧道里展开了他的拍摄工作。与阳江青年一样，这些美女朋友们都很配合，虽然她们中有的对此也是不理解。但他认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喜欢拍就可以了。
在1997年间，陈劭雄要为他的作品《街景》拍摄广州的照片。那一年，我跟着他穿梭于整个广州，亲身体验了作为艺术家的辛劳。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早上10点的太阳已经让人灼热难耐。陈劭雄头戴一顶黑色帽子，背着一个黑色背囊，手里拿着一部尼康FM-2和我一起从天河开始步行拍摄。一边走一边拍，陈劭雄拍下了公共汽车、骑自行车的人、路人，甚至街边的一个垃圾桶、一个消防水栓。拿着相机的陈劭雄就像一个拿着枪的猎人，把目标对准了他所认为符合要求的人与物，按下了他的快门。这天，我们从天河走到了东山、从东山走到了中山三路，从中山三路走到了中山五路。记得那天晚上睡觉，我的脚在半夜里抽筋了。
陈劭雄为《街景》作品论述过自己的创作思想，“虽然我是广州的居民但我对这个城市仍然有一种旅游的心态，不仅仅是这个城市会比我活得更长，面对每天的变化我有身处异地的感觉。如一个人不能跳进同一条河流之中的说法，从我家的窗口也是无法看到同一个行人的。这些今天存在而明天消逝的人群深深地吸引了我，街上不断更新的一切令我惊叹不已。所以，我便拿起照相机，我要好好记录在我存在的时间里与我结缘的，或者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们，一个也不放过。”
他们三人就是这样坚持到今天，如今他们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频繁地展出，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赞赏。但他们都并不以此作为最终目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艺术的领域里还可以有更多方面的追求和尝试。郑国谷在2000年就停止了他这种摄影方式的创作，陈劭雄在去年底完成了《家景》的创作后，也暂时不再做这种类型的作品，因为他们认为观念摄影到今天已经出现了泛滥的迹象，他们开始去尝试革新与开拓其他艺术语言。
平平淡淡 是最真
跟艺术家们相处那么久，最常见到的场景不是在酒吧或是咖啡厅里的高谈阔论，而是他们在工作室里发呆的情景。最让人感动的时候不是展览开幕的那一刻，而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平静生活。
他们的作品，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是平静甚至于有点清贫的，但他们却心安理得。杨勇的正职是深圳某少年宫的兼职老师，陈劭雄则是广州一所院校的美术教师。郑国谷从美院毕业后，和朋友们开办了一所设计公司，靠着建筑和室内设计来赚钱生活。
像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世俗生活一样，他们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并陶醉于此。杨勇跟我描绘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他最享受的生活是自己下厨，和老婆一起享用。陈劭雄每逢双休日，必然带上老婆孩子，要不泛舟湖上，要不登山喝茶，享受着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他认为只有这样平静的生活才是他最真最好的生活。
上个星期去阳江郑国谷家中作客，我看到了郑国谷不停地忙乎家务，他忙着为被他形容成新娘的金鱼喂食，为盆树浇水，又去换煤气瓶。我笑了，郑国谷也笑着说：“养鱼浇花写书法，这样生活挺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