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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有一地的历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回忆；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那些街头巷尾悬挂的街道名称，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符号，更是这城市本身的印记，纵然经年流转，比起城头变幻的风云总要牢靠得多。
我很怀念以前的老天津市，那很实在，悲欢离合的痛楚和荣华深深的植根于城市命脉，蔡军长说：“人老就精，鬼老就灵”，城脉绵延下去也会自成风韵。
巷陌是寻常
漕运给天津的城脉开了头，这天津的地名若是少了与之相关的记录，难免有忘本之嫌。还好，南运河沿岸的静海、独流、唐官屯、王官屯、双塘等地正是明代漕运忙碌的码头；而北运河岸边，漕运的痕迹更为明显，比如“老米店”就是元代漕运屯米处，“粜粮务”是糟粮交易场，“木厂”是漕运存放木材的地方，“南口哨”则是保护漕运的哨所……
现在天津大街小巷以“胡同”做通名的，大概占街巷地名总数的60%以上。在天津，“胡同”的出现，应该是明朝初年建城以后的事儿。人多了，自然要盖房子；房子多了，自然就有了胡同；有了胡同，自然要起个名儿才好记好认。给这些老百姓居住的寻常巷陌起名儿，最是随心所欲，既不用专家反复论证，也不必申报审批注册。
帽刘胡同在老城厢西南，南北走向。这条胡同就得名于清末时这里住了一名姓刘的男子，而这名男子又以制作官帽出名，被人们称作‘帽刘’，所以胡同就以他的简称命名了；河北大街附近的斗店胡同也有自己的一段历史，因为天津的“斗店”实际上就是粮食批发栈，而这条胡同里恰巧就有一家“斗店”，所以一来二去，“斗店胡同”的名字也就叫响了；再比如，曲里拐弯的叫六道弯胡同、胡同里有棵大树的就叫大树胡同、对着水沟的就叫大水沟胡同、邻近摆渡的就叫摆渡口胡同、出门对着桥的就叫桥口胡同、毗邻窝棚的就叫窝棚胡同……
凡是用“胡同”做通名的里巷，一般都很窄，一家子几辈子挤在一处，电影《没事偷着乐》便是绝对真实的写照。“耳朵眼儿胡同”仗着那个闻名遐迩的“耳朵眼儿炸糕”，恐怕是天津最出名的胡同了，位于北马路与北门外大街交汇处附近，南起北马路，北至估衣街。胡同长仅二百米，宽还不足两米。传说乾隆南巡驻跸天津期间，曾经微服逛街，路经这条狭小曲折的小巷时，笑着对侍从说：“这就是耳朵眼儿啊！”于是后人就把“耳朵眼儿”作为胡同名了。
而天津最大的“胡同”就要数红桥区东南部的“大胡同”了，大胡同长467米，是连接河北、红桥、南开三区的枢纽，宽阔的地面上熙来攘往，俨然一派商业重地的模样，哪还有半分胡同的家常味道。其实，“大胡同”于清道光年间成街，原是南运河与子牙河两座浮桥之间的一条通道，因在南运河北岸，短似胡同，因此初名“河北大胡同”。1918年，南运河裁弯使大胡同位置改在南运河南岸，所以改称“大胡同”。
胡同的名称从明清开始一直是口口相传，至于用文字写成标牌挂在胡同口上，那是民国后的事儿了。而在1840年到20世纪初以前，天津并没有行政区划分，只有水会45局。“水会”是天津民间自发组成的义务消防组织，出现于清初。到了光绪初年，天津水会遍布全市各个居住区，所谓45局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概念了。现在红桥区如意庵大街的庚济胡同、吕祖堂北侧场院街的同议会所胡同、复兴路南段西侧的沼济会所胡同等，都是当时的水会名字。
难得老四开
天津有一种方位词加“开”字的地名，如“南开”、“北开”、“西开”和“东开”，在全国都很少见。
“南开”这个地名，最初是指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就是今天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明朝时，这一带芦苇丛生，乃是一片水泊，明代八景之一的“南原樵影”就指此地。直到1901年天津城垣拆除后，居民逐渐南移，这里才渐渐开辟为城区，老百姓仍习惯称之为“南开”。“北开”最初是指天津城北门以北的开阔地带，现在指红桥区东部河北大街与北营门东马路交汇处东南一带，东临北运河。“老西开”原指天主教堂(今滨江道国际商场附近)以西一带的开阔地，后泛指南京路与营口道交汇口以西一带；而“东开”则位于河北区东南部，指现在王串场一带地区，因为一直地处僻野，人迹罕至，所以后来渐渐就隐没无闻了。
风雅“中国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天津跑步进入大都市的行列。而在当时所谓的“中国地”(各国租界地之外的地区)中发展最快的，就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位于大经路的南端，即今大胡同西)及其周边地区，即所谓“河北新区”。当年河北新区的道路命名，可是开创了天津城区统一规范系列命名之先河：南北向辟出与大经路平行的“二经路”、“三经路”、“四经路”、“五经路”、“六经路”，东西向则按照《千字文》排序，以“纬”字为名，如天纬路、地纬路、宇纬路、宙纬路、日纬路、月纬路、辰纬路、宿纬路等。
除了“河北新区”，老城区的地名也在洋人势力的漫溢中坚持着传统，比如南市的道路都是由中国势力的商人起名的，如清和大街、慎益大街、荣吉大街等；老城厢则沿袭了清朝官厅旧名，如府署街、运署西街、户部街等；还有一些街市也都根据标志性建筑或者功能的约定俗成有了称呼，如估衣街(昔日集中出售服装)、水梯子(因设有人们从东河里挑水的梯阶而得名)、官银号(天津第一个金融机构)等便是。此外，洋务的兴办也雁过留痕，比如河东区东部的“东局子”，便是1867年清政府设机器局于此，生产军械火药等军火，因为在城东，故称天津机器局东局，大家简称东局子，沿袭至今。
抗战纪念品
八国联军的城下之盟让天津划出了九国租界，各个租界内部的市政建设都是各国自行其是进行规划，从设计施工到命名管理关起门来都各有一套，所以天津马路曲里拐弯儿，不好接轨。没人不诅咒天津的街道，整个城市就像个大迷宫。而当年租界里的街道名称，也多是各国依着自己的性儿起的，比如英租界里便有爱丁堡道、剑桥道(今重庆道)。
关键问题在于租界马路的名称改造。打跑了外国佬，赶走了日寇，不能让被殖民的影响继续潜移默化。这个工作，很多人并不知道，却是国民党的政绩。
好像幼年时期马路上空荡荡没什么人，可街道都还醒目，并且都以全国各地方来命名，小时以为中国很大，又有蒙古，又有察哈尔的。长大后才点滴得知这些道路都是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复员接收时重新命名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常和一个家住芷江路的同学顺路走。芷江到底是多么小的一个地方，在少年可怜的头脑里是没有印象的，直到成人后，方了解那是中国政府八年抗战接受日本投降的圣地。回过头去有意识的重新梳理天津的街道，竟发现让懵懂的小青年热血沸腾肃然起敬的秘密，因为我出生之城养我育我的街道，竟然是抗战胜利的纪念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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