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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前的2000年春，新疆博物馆的一起重大文物骗盗案，已在杜的任期中出现。
经案发地库尔勒警方查明：文物贩子阿里木·买买提等人，在骗取了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原副主任黄小江的信任后，多次将新疆洛甫山普拉和且末扎滚鲁克出土的22件珍贵毛织文物骗出。阿里木又以40万元的价格，将文物分数次倒卖给文物犯罪团伙。
案发后，虽经公安机关竭力追讨，至今仍有9件一级文物和1件二级文物流失境外。
2001年6月，黄小江因渎职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博物馆的主管部门——自治区文化厅则对博物馆负责人作出了如下评判：“作为文物管理单位，博物馆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加大管理的力度，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事实证明，这些告诫博物馆并未落实。
受损文物一烧了之？
正当文物界对新疆博物馆的管理众说纷纭时，一封投诉信寄至自治区文化厅。信中称：馆长杜根成曾于1997年、1998年两次组织职工销毁民俗文物100余件。
“1997年12月，当博物馆保管部的职工在整理文物时，发现了约80件鄂温克、哈萨克、蒙古、锡伯等民族民俗文物，由于空气潮湿而霉变、虫蛀。”投诉者之一王宏(应本人要求，化名)说，“博物馆领导在得知此事后，为了掩盖管理的失职，于1997年年底组织保管部、陈列部的职工将其秘密销毁。”
另据举报材料称：1998年5月，当保管部职工再次发现20多件同类文物发生霉变、虫蛀现象时，杜根成让他们将其拿到正在兴建的技术楼下掩埋。
“我浇上汽油，亲手点燃了这些文物时，心中充满了犯罪感。”一位曾参与烧毁过程的人员说，“这批文物整整烧了三天，被焚化后的灰烬，在博物馆的角落里存留了很长时间。在那些残留物上，还偶尔可以看到当年文物入库时的原始编号。”
举报人透露，被毁的文物中，有王公贵族穿戴的金线绣男式袷袢、银扣饰男式长袍、金线绣女式连衣裙等珍品。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意义———是清朝为平定准口葛尔叛乱、抗击沙俄和阿古柏侵略时，锡伯族人民赴疆参战的重要凭证。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走遍了新疆喀什、和田、伊犁，包括东北，才将这些文物征集来，”一位文物工作者说，“千辛万苦竟然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是展品，还是文物？
本报记者赴疆调查此事时，博物馆一些职工提供了一份专家的书面证明。其中包括新疆文物局原局长岳峰教授、新疆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穆舜英教授、新疆博物馆专家田琳教授、克尤木教授等8人。这些权威人士的证明称：凡是进入博物馆库房、并有原始编号的，都是国家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处理权，否则视为违法。
依据《文物法》及《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博物馆应尽以下责任：运用传统保护方法和现代技术，防止自然因素(温度、湿度、虫害)等对藏品的损害；调拨、交换出馆的藏品，必须办理注销手续；藏品总数及增减数字，每年年终应上报省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馆的文物、标本中，经鉴定确实无保存价值的，应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或社会上的有关专家进行审核后造具清单，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妥善处理。
2001年10月，在接到情况反映后，新疆自治区文化厅也组织了9名专家对被焚物品进行了鉴定。其中8人认为：这些东西只能列入一般展品的范畴。“被销毁的物品是可以再生产的，不属于文物。”接受本报采访时，曾参与鉴定的新疆考古所首任所长王炳华教授说。
两次鉴定因何大相径庭？本报在调查中发现，这两批专家获悉的鉴定名单并不相同。穆舜英等人看到的是一张《赠送阿尔泰文管所民俗文物目录清单》，上面标有文物的序号、原始编号、名称及数量，并加盖了博物馆的公章；王炳华看到的是《1997年因虫蛀、残缺被处理的民俗展品目录》。
“杜根成在销毁了这些文物后，为逃避责任，最先造出《赠送阿尔泰文管所民俗文物目录清单》，借口这些文物送给了地方文管所。他还在单据下方‘经办人’中，列进了九位职工的名字。”而其中三名“经办人”向本报证实，“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此事。为应付上级检查，他又造出了第二份表格。”
阿尔泰文管所原负责人王林山说，杜根成确实打过电话给他，说想让他们接收一批“民俗展品”。但因了解到展品已遭到虫蛀，他回绝了杜的要求。对于“展品”的数量和种类，王称因为是在电话中进行的沟通，所以并不清楚。
将两张清单比较后可以发现，上面所列物品的数量和名称有着很大差距。如果当年烧毁的确实是“民俗展品”，那么赠送阿尔泰后被退回的“文物”下落如何呢？
记者走访了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道尔基。那张《赠送阿尔泰文管所民俗文物目录清单》的抬头及经办人名单，是他的笔体。但他拒绝谈及细节，“上级有纪律，此事一律不得接受记者采访。”现任博物馆有关责任人，也称“文化厅已有结论，不便多说”。
最终，这批被焚烧的物品被文化厅定性为“辅助展品”，数量为19件。但文化厅认为，博物馆在处理过程中确实存在问题———首先没有保留资料图片；二是销毁时没有记录在案；另外，销毁时没有向主管部门请示。
“落马”基建
在提供给文化厅的举报信上，投诉人还罗列了杜根成的如下问题：1996年，将博物馆展厅出租进行电脑展销及家具展销，并在广场中进行汽车展销，“家具展馆”的牌子掩盖了博物馆的标牌；由于博物馆对工作人员缺乏管理，2000年，导致国家一级文物彩绘陶舍利罐被摔坏；2001年，在陈列展中，又有三件珍贵文物被摔坏，其中包括吐鲁番交河古城出土的金器。
2000年1月，《都市消费晨报》以《蒙尘博物馆该向何方》为题，率先披露了参观者对该馆脏乱差状况的不满。此后，《新疆法制报》、《新疆都市报》、《中国文物报》、中国《新闻周刊》等传媒，对博物馆的问题均有报道。2002年8月，自治区党报——《新疆日报》援引美国纽约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旅游部部长的说法，“新疆博物馆拥有世界级珍宝，是吸引国外客人的亮点。但展品落满灰尘，又没有详细的英文说明，让人很难了解其历史价值。”
另有知情者称：1998年4月，自治区主管文教的一位副主席来馆视察时曾批评道，“这两三年以来，你们馆没有开办一个展览，也没有作好自身的宣传工作，这和博物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阵地的身份很不相称。”
“杜根成的相当精力，都放在了盖房子上。”该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从1995年任馆长起，他进行了十多个基建项目，包括博物馆新馆、住宅楼及铺设路面等。人们给他起了这样的外号———基建馆长。”
关于博物馆新馆的建设，馆内部分人员与杜根成有着严重分歧。据该馆一名资深美工称：博物馆旧馆始建于1953年，建成于1958年，其建筑风格及内部装饰在中亚地区有着很大影响，被列为乌鲁木齐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而且，旧馆曾经历1964年的6.6级地震完好无损。
杜根成则认为：由于文物增多而博物馆年久失修，建新馆迫在眉睫。2000年8月的某天，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已矗立了近50年的旧馆化为一片瓦砾。
杜的最终落马也是因为基建。2003年6月27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对杜根成立案侦查。据检察机关调查证实，杜根成在基建工程和安装中央空调、监控设备过程中，收受贿赂20.8万元。今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
目前，罪犯被关押于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本报记者通过管教人员联系了杜根成，但他以“心理压力太大”为由拒绝采访。
由于数千万元资金没有到位，博物馆新馆也于2002年冬停工。4月5日，记者来到这座烂尾楼前，听到了一名游客的叹息：“真是件尴尬的事情。”而据自治区文物局的一名官员称，新馆何时建成尚在规划中。
文保现状应引起重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官员认为，杜根成现象的背景，是自治区文物保护工作令人担忧的现状。
权威资料表明：作为中国八大文物重点省区之一，新疆已经查明的文物景点4000多处，隐藏在大漠深处待人探询的古迹更是难以估量。另外，由于新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壁画、题刻、麻毛织品及古尸能够得以完好保存。一个世纪以来，在这里相继发现的楼兰古城遗址、尼雅遗址、小河墓地等，曾几度震惊世界。
“新疆的文物在考古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穆舜英说，“这里是中西文明的交汇点，自古以来又是汉、藏、维、蒙等多民族的聚居地。”
自治区博物馆文物专家冯斐教授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了新疆文物的重要性。“这里出土的很多东西———诸如汉代的司禾府印、胡王锦等，证明了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说，“在今天某些人叫嚣分裂的时候，这些文物就是我们的有力证据。”
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自然环境，给新疆的文物保护带来了很大困难。另外，由于这里经济相对落后，人员经费短缺严重。文物局官员说，目前全疆的文物界从业者不足1000人，每年自治区的拨款只有230万元人民币。
“这也反映了有关部门对文物保护的不够重视。”一位专家说，“我们真的那么缺钱吗？相比之下，连全国文物经费投入较少的贵州省，也能保证每年360万元的经费。”
据统计，2002年发生的博物馆被盗案件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55％。在自治区博物馆被盗前不久，新疆伊犁博物馆也发生了看守人员被杀、文物被盗的特大案件。
有关专家认为，一些地方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远不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要想改变这种现状，要投入大量经费，但更需要懂业务、会管理的专业人才。”穆舜英说，“否则，你调拨的钱仍会被用在基建上面。”
他们眼中的杜根成
2003年6月27日，凌晨2：00。“在杜根成住所的大门前，我们发现了正在归家的他。”乌鲁木齐市沙区检察院检察官薛志华对本报记者说，“有办案人员叫了一声———杜馆长！当他应声时，我们走上前出示了证件。”
给薛志华印象最深的是，尽管杜头脑清醒，但一身酒气。问讯工作不得不推迟到27日上午进行。
沙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成建新对记者回忆说，在最初的对话中，杜根成的口气很大。他咬住两点不放：其一，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是“县处级”干部；其二，他为博物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反问他：你说自己对单位有贡献，那么文物被盗、藏品被烧是不是事实？连普通人都懂得文物保护的常识，你的工作怎么这样不负责任？”成建新说，“他听了之后，立即沉默。”
在检察官眼里，杜根成属于“比较老实”的犯罪嫌疑人。一个上午过去，就交代了自己的6桩受贿行为。
“他并不属于很贪婪的人。”成建新说，“第一次，当对方把钱塞给杜根成时，被他退了回去；而在数次受贿中，都是别人主动送给他，他从未开口要过。”
审讯中，检察官们得出一个结论：杜在单位的群众基础很差。在被找来谈话的10多名博物馆职工中，只有一两个人说过这位馆长的优点，其他人众口一词地说他“专横、业务素质不够”。更令成建新不解的是，在杜被审查后，博物馆主管单位———自治区文化厅也没有来一个人、没有打一个电话，询问杜的事情。
但让成建新感动的是，当检察人员表示要搜查杜的家时，这位48岁的男人突然抱住他哀求：“不要影响我的女儿，她马上就要中考了！”成局长答应了这个要求后，杜突然放声大哭。
2003年6月末，当检察院把杜的妻子叫来询问时，杜的女儿也跟来了。女孩站在大雨中，看着自己的母亲，迟迟不肯离开。
杜根成的家位于博物馆家属院院内，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楼。面积大约100平米，装修简单。但现在，杜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离开了这里，因为承受不了太多的异样目光。
据成建新说，杜根成的一周中，一般有6个晚上是在酒桌上度过。而他受贿得到的横财，很多都挥霍在拉关系、交朋友上。
“其实，群众对于前馆长的反映更多集中在文物方面，但这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成建新说，“按照司法规定：查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经济问题，是检察院的职责；而文物问题的侦察，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畴。”
依据文博界的规定，博物馆的功能为文物的收藏、展示、研究和宣传。“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应该具备两方面的素养。”新疆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穆舜英说，“首先是学术上的：要求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文物知识及宣传知识；其次，由于文物的特殊性，为人应忠于岗位、正直、诚实、公正。”
而对杜根成业务素质的质疑甚多。“有一次，杜看到我的论文中出现了TAM这个名词，就问是什么意思。”供职于博物馆的某专家说，“这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汉语拼音缩写代号，一个考古界的基本常识。但我没有想到，他担任馆长三年后仍然不具备文博工作最起码的常识。”
另有两位资深专家说，杜在博物馆陈列部工作期间，工作勤恳，但在出任馆长之后，就忽略了业务研究，把相当的时间放在了酒桌上。这两名专家曾多次提出成立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以促进研究工作，但馆长一直置之不理。
现年48岁的杜根成，197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分配到自治区农机厂子校任体育教师几年后，调入新疆博物馆陈列部工作。1992年，他任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副处长，次年下派到南疆库车县任挂职副县长。1995年11月，担任新疆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上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