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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世界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国内各地都争先恐后。但如果说各地申遗都是为了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那就有点想当然了。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打“申遗牌”的目的是打“经济牌”———要不要申遗，哪些项目申遗，不是依据项目的自然历史文化价值，而是依据项目的“经济价值”。于是，申遗引发种种怪事，仅浙江就有“三怪”(12月1日《东方早报》)———
一怪，为经济利益不申遗。浙江丽水市通济堰，堰龄1500岁，全球最早采用拱坝形式建堰。省里专家考察后提出，通济堰完全有条件申遗，可没想到被当地政府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婉拒。专家们经了解得知，原来通济堰穿越的碧湖平原已被当地规划成工业产业园区，地方上正期待园区日后生出GDP来。再说了，真要申遗，地方上少不了还须花费一大笔整修资金。这年头，谁乐意做这种不能立即产生“绩效”的傻事！
二怪，边破坏边申遗。浙江丽水木拱廊桥(总共三座)已经列为申遗预备名单。可当地泰顺县却在廊桥的上游建设地方小水电站(预计每年财政可获取13万元的地税)。木拱廊桥因水而充满“灵性”，断水发电后，岂不破坏该桥的旧貌？
温州南溪江的命运与木拱廊桥如出一辙。一方面，当地政府将南溪江以自然遗产和历史文化遗产的双重身份申遗；另一方面，南溪江中上游过度开发的中小水电站群落，却被当地冠以“富民工程”的头衔。
三怪，视申遗为摇钱树。最近刚刚发行的《梁祝》邮票首发地之争堪称其典范。“梁祝文化”被作为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列入申遗名单后，浙江与江苏为争梁山伯的出生地互不相让。不仅两省为“梁山伯”而争执，在浙江省内，还有3个市县在争抢“梁山伯”。各地争来抢去，弄得邮政部门不知所措。最后，国家邮政总局干脆安排《梁祝》邮票在两省四地同时首发。“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似乎已经形成某种共识，即把GDP作为是否申遗的标杆，申遗由此蒙上了阴影。”这是浙江省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扬新平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原话。
这些年来，政府官员稔熟于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自信只要搭起了文化的台，必能唱响经济的戏。客观地看待，这种唱戏法，也真有唱出好戏来的实例，但多数戏却并不卖座。其间的道理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是有条件的，是一种相对的联系，而不是绝对的联系。自然与文化、历史与文化，虽然都与经济相互作用，但多数情形下，自然、历史、文化又都有独立性的一面。这些道理连咱老百姓都略知一二，想来地方官员们不会不知吧。
可实际情形是，在许多地方官员的眼中，GDP至上。如此一来，蒙尘的不光是申遗，而反映于不少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方方面面。各地之所以长期地出现为了单纯追求GDP或政绩而干出一宗宗违反常理的事来，我觉得与其从某些官员的个人品行角度去考量，倒不如从体制层面考量。一言以蔽之，只有政府部门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脱身出来，惟GDP至上的行为逻辑才可能失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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