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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柬如雪花一般，从长三角各地飞向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的办公室。这家要请他做名誉馆长，那家要聘他为指导顾问，弄得徐湖平又是欣喜又是茫然：欣喜的是，如今长三角各地争相建造博物馆，一改以往不重视文博事业的传统；茫然的是，区区一个县，建个馆投资动辄数千万元，展厅动辄数万平方米，哪有这么多钱，哪有这么多文物可放？
你建我建大家建
近两年，长三角地区新建的博物馆，用“雨后春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江苏省文化厅文物处陈宁欣说，2002年统计时，江苏全省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90家，算上系统外的也不过160多家。可到了现在，连他这个专司全省博物馆管理的人，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家博物馆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多了很多很多”。无论是苏北的洪泽，还是苏南的丹阳、金坛等地，博物馆新建扩建工程都是快马加鞭。
江苏如此，浙江也不例外。浙江省文化厅博物馆科沈坤荣告诉记者，从2002年至今年国庆，浙江新增了9个博物馆，其中仅县市就有5个，估计年底前还会新增两个———桐庐县博物馆和缙云县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马自树说，在发达国家，平均每20万人就拥有一个博物馆；我国13亿人口，一共拥有3000多个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文物局一度提出“县县办博物馆”的口号，但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差很大，所谓“县县办博物馆”自然是镜花水月。即便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也只是个美丽的梦想。但是，把博物馆办进社区，使之成为社区文化中心，一直是文物局矢志追求的理想。
三大问题不容忽视
县县争建博物馆，各地政府发展文博事业的热情续高无减。但是，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却指出其有三大问题：
博物馆建设贪大求全。苏北有一例，某县挖出一汉代墓葬，出土了几件文物，当地政府就要为这几件文物建一座占地数十亩的博物馆。事实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江苏很靠后，所有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贷款。苏南也有一例，某市总共才1万件文物，但政府却为之修建了1万平方米的展厅。举此两例，徐湖平想说明的是，以我国现有的经济实力，连很多省级博物馆尚未解决“温饱”，又怎么可能让这么多县级博物馆“吃饱喝足”？
博物馆专业人才匮乏。当前，很多省级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半路出家，以县级博物馆的经济实力和馆藏文物，基本上吸引不到专业人才。人才匮乏的后果极为严重———大量馆藏文物得不到专业保护，因此在博物馆中加速毁坏。据悉，苏北某市曾出土两幅战国帛画，该市没有相应的保护条件和修复能力，但他们又不愿把帛画提供给有条件的文保部门，最终眼睁睁看着帛画在空气中腐烂。
私掘文物屡见不鲜。我国文物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很多县、市文物资源匮乏，却投巨资建了博物馆，总不能“馆徒四壁”，总要弄几件像样的文物显显家底。可是，这些博物馆没有资金实力去征集文物，怎么办？哪里有墓葬，哪里有遗址，文保部门就在政府的默许下私自挖掘，然后放到馆里展出。虽然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考古发掘需要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但这种在当地政府部门鼓励下的私掘现象，又怎能禁绝。
专家尖锐批评，文保单位却大呼冤枉。经济欠发达地区建博物馆，往往是出于推介自己的需要。苏北地区的各级官员，历来为招商引资而头疼。每次举办招商推介会，介绍自己时总是绞尽脑汁。开口讲历史悠久，闭口提人杰地灵，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一座好的博物馆，就像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至少可以让他们在客商面前多一些谈资。
发达地区更加振振有辞。杭嘉湖地区某市的一位博物馆馆长说，富而思文，随着经济发展，当地百姓需要有自己的博物馆，需要有一个城市历史的载体。这位馆长说，现在政府对文博事业非常重视，财政也有钱来盖一座漂亮的博物馆，虽然馆藏文物不多，但随着当地考古事业发展，值得保藏的东西总会越来越多。
记者手记
发掘权限与文物分配之争
在大建博物馆风潮的背后，隐隐折射出两大矛盾。
其一是进行考古发掘资质认定的矛盾。以地下文物为例，我国文物法规定，凡是发现墓葬或遗址，必须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如确实需要发掘，必须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而文物局对发掘资质控制很严，一般来说，一个考古队要想单独进行发掘，必须有四名以上队员具有领队资格。显然，这样的标准让一般的地市、县级文保单位望洋兴叹。但是，地方政府却有自我发掘的冲动，当看到一件件“宝贝”从自己家园中被挖出来，被运走，心里滋味自然不好受。
其二是文物分配的矛盾。文物法规定，所有文物均为国家所有，但具体由哪家博物馆代表国家来保藏文物呢？是文物出土所在地的政府，还是上级政府？一直以来，这个问题就没有被厘清。正如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马自树所说，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文物局有很大权威，征调文物很方便，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地方政府在获得文物后，再也不愿“拱手相让”。而且，随着各县市博物馆的纷纷建立，文物分配矛盾愈发突出，私掘文物的现象也屡禁不止，令人担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