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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色狂”是中国某省男人，好色，独身在阿比让。但他嫖妓不嫖十六、七岁的未成年少女。并每次都好心地多给妓女一些钱。他逃税、走后门、酗酒。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住了，警察也没有接着说他，因为，他睡着了。大年三十那天，一个兄弟欠账逃回了中国。他的工人被黑人扣留了。“钟色狂”却用钱救了他们。
钟色狂，最愿意掏钱请人吃饭的中国人。他短粗胖，一脸一身整天湿涝涝的。这不是我讨厌他的主因。我讨厌他是因为他整天做“按摩”。而且，他从不掩饰。他自己都说“见了异性，我还怎么有人性？”我不知男人怎么就那么耐不住寂寞。还是，和寂寞原本也没有关系，只是身体上的要求？他独身在阿比让，老婆孩子没有跟来。
他姓钟，字瑟方。陈建总说不好这拗口的名字，反正也有一点故意吧，总叫他钟色狂。大家觉得这名字配他，也跟着这么叫了。
我本从不正眼看他。可陈建哥儿几个说我不该单凭这点来看一个男人。“最起码，他非常真实。”
我倒真为这真实吓了几跳。
“深圳有三都。我们去了明都。”脸已被酒泡红的钟色狂说，“20分钟，我们打发走了十几拨。后来来了个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那可真叫漂亮。我真不忍心。我这样的人对这样的女孩，那真是摧残。摧残祖国的花朵。我有的时候很高尚，有的时候很卑下。这高尚的东西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出来了。这一出来，我就下不了手哇。”
“我们也去广州的狮子楼。我高尚的东西又出来了。我给一个小姐50块钱让她走，让她去找点别的事做。可她不走哇。一会儿，一个比我更老更丑的把她带走了。”
看钟色狂的样子怎么也得小50了。结果呢，他才37。
“我真是什么坏事都干过。”钟色狂抹了抹头上的汗说，“别人嫖娼，我给当翻译。我和领导到了德国。领导假装不知道那是什么，问我‘那是干啥的？’我脖子向旁边扭去，说‘红灯区’。领导说‘看看。’然后领导说‘跟她砍个价。’”
带个翻译还是方便。钟色狂认识的另个人，在荷兰，因为不会英语，就只能和妓女打手势。讨价还价后，以50美元成交。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价格，只能摸摸人家的手。这哥们急了。急了也只能用中文骂：“你丫什么手，值50美元？”没料到那妓女竟懂中文。人家也没有那哥们那么粗鲁。人家不紧不慢地说：“没感觉回到十八九？没感到一股暖流上心头？”“上你妈个头，我只气得血倒流。”骂着，这哥们清醒过来，“你会中文，你跟我装什么？”那妓女又不紧不慢地笑了：“你也没开口和我说中文呀。”“在中国，这个价，能玩10次。”“你今天开的，可是洋荤呀。”“荤？这可是我他妈玩的最素的一回。哎，对了，你可没说只能摸一只手吧。来，那手让我摸摸。妈的，这事也欺生……”
有天，不得不跟钟色狂说话，我说“你怎么跑到阿比让来的？”
“我在迪拜该下飞机时睡着了。”他说。
我当真了一段时间。结果呢，他是开玩笑。
来阿比让前，他确实在迪拜做。那时外贸好做，一个月能走20个货柜。到了年底，国内的公司要完成指标，就努力，就给他发货。有时，都没跟他打声招呼，货就到港口了。迪拜是个自由港，象征性地收1%的税。有时0.5%也能拿下。有人说他是逃税。钟色狂自己说那是合理避税。
后来听说科特迪瓦更赚钱。说是有公司早上8点一开门就开始数钱，一直数到晚上下班。那叫爽！就来了这里。他听说的没错儿。可那不是公司，是钱庄！
不过在这里东西确实好卖。那时还没有政变，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多了。黑人手里有钱，就是缺东西。牙刷，两个月卖了60万支！这城市人口才有300万！圣诞时卖玩具娃娃。黑人不是一个两个买，是成包买。他们孩子也多。
湖北省在这里办个展销会。那人多的。只能隔一会儿放一拨人进去。隔一会儿放一拨人进去。东西最后都卖光了。连准备自己吃的包子都被黑人买走了。一个公司3天就赚了几十万。
还真看到了“不停数钱的公司”。柜台外面是一扇铁门。隔几米，有另扇铁门。黑人员工就站在两扇门之间，把钱、东西拿进拿出。然后再去黑市把西法换成美金。这里不允许自由兑换。
到阿比让，一切就得重新开始。
他的货被海关扣了。有中国人说能帮他。他没接受。他自己去想办法。到了海关二楼，他围着“官儿”的办公室转。突然，墙上打开一扇暗门，吓了他一跳。他被摄像头注意到了。“官儿”没有从有秘书进出的门出来，“官儿”从这只有自己能进出的门出来。“官儿”问：“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钟色狂说：“我的货被扣了。要交2700万。本应交900万，可还罚1800万。”
“官儿”说：“给我500万，我就能帮你摆平。”
海关的人其实交不下。钟色狂下次再找这个“官儿”时，他说“这次是朋友给扣的。打点这朋友，还得500万。”他们能捞就捞。过一两年就不知派到哪儿去了。或许机场，或许边关。那都没什么油水，只能几千郎几千郎地收了。
钟色狂好酒。酒喝得正欲高未高时，就给我们整篇地背《荷塘月色》。也背他年轻时写的诗。听说他是被老婆甩了之后，才从国内出来的。我稍稍开始理解他了。
钟色狂每喝必醉。有次他喝醉了，在东方饭店的地上躺了两天。他起来后，人家叫他结账。“和我一起来的人呢？”他问。餐馆的人说“昨天就走了。”
“你躺在地上别人也不叫你？”我问。
钟色狂说：“叫了。叫不醒啊。”
除了烂醉如泥，钟色狂一律酒后驾车。
“你行不行啊？”有时我们把他送到门口，问。
“没问题。”他说，车子飞快地开出去，车尾猛地扫过门前停车场上的石头墩。
“尾灯掉了。尾灯掉了。”我们喊。
车半秒都没停，疯一般没影了。
钟色狂醉起来，别说我们，警察都不能让他停下来。警察见他不停，立刻上了警车追他。追过几个信号灯，警察把他的车别住了。态度一向谦恭的钟色狂见警察过来了，马上“端正”态度：“对不起，警察先生。我本不想闯红灯。但我实在来不及了。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给您添麻烦了。”
“不是闯红灯。”警察说，“你车门没关。都不是没关严，压根就没关。你没看见路上的车都疯躲你吗？”
警察没再接着说，因为，钟色狂已经睡着了。
“那警察哥儿们可真好。不仅没罚我钱，还把警车停在一边，帮我把车开回了家。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弄回家的。”为了感谢警察，钟色狂给了他一部手机。
大年30那天，我们一帮中国人在川府酒楼聚餐。正上着凉菜，钟色狂的手机响了。“你那里怎么那么吵啊？”钟色狂说，“什么？你在机场？再不来非洲了？那我的200万……”挂了手机，钟色狂说“出去一趟。”便没影了。
“×某欠钟色狂200万。钟色狂追到机场去了。”在座有人说。中国人之间的事，谁都门儿清。
我们吃完了十几道热菜，准备吃饺子时，在座的几个人分别接到了求救电话。黑人得知×某欠房租货款等逃走后，立刻把×某厂里的中国工人都围在了小黑屋里。
“数不清的黑人，在我们屋外点着火，狂叫着……”求教电话说，“借我们点钱。我们一定会还你们的。我们给你们打工也行。我们死也不想死在大年30晚上啊。”
我们赶去这个工厂时，事情已经解决了。出钱解决纠纷的竟然是钟色狂！
“谈不上高尚，只是我力所能及的一点事。”两天后大家表扬钟色狂的大义之举时，他红着脸说，“我是在去机场的路上悟出来的。×某不想还我钱，又告诉我他在机场，那一定是马上要登机了。我赶不过去。然后，我想到了他手下的工人。亏我没有追到阿比让国际机场了。他都到了北京国际机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