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顶上一条河,清江流出龙船歌。歌随阳雀飞往哪里落?它钻进哥哥的心窝窝……”近日,扶贫题材音乐剧《太阳照进山窝窝》在北京上演。这部作品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脱贫攻坚“尖刀班”真实故事为原型,以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一个来自乡土的故事,展现出乡土中国在新时代的史诗般的深刻变革。
作为一部感人的优秀之作,《太阳照进山窝窝》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我以为,这部作品最值得肯定之处,是创作者对扶贫题材内涵的深度开掘,其集中表现,则是对田根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按照剧情的设定,田根生是一个四十六岁的恩施农民,在城里当过工头,后因病致贫返乡。开场时,田根生是个实足的“二流子”形象,随着剧情的进展,他变得自立自强,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又给人以希望的人。
田根生是这部戏的主角,也是这部戏的“轴”,戏的全部内容其实都是围绕着这根轴而展开的。我以为,这是一种跳出套路又传承有自的处理。作为一部扶贫题材剧,创作者塑造了“扶贫尖刀班”也即多位扶贫干部的形象,但是,巧妙地把扶贫对象推到了前台,所有的戏始终紧扣在田根生身上,或者说,这部作品是通过田根生的转变写出了“扶贫尖刀班”的扶贫业绩,进而写出了扶贫的价值所在。这样的写法更彰显了扶贫的实效,因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当今许多扶贫题材作品中,应该说这是一种跳出窠臼的处理,让人耳目一新。
“田根生”的转变,又让人联想起文艺史上“改造二流子”的故事。实际上,在延安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中,“改造二流子”具有母题的意义。王式廓的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或秧歌剧《改造二流子》,都已成为现代文艺史上令人难忘的作品。延安时期文艺作品表现“二流子”,目的不在于丑化或批判“二流子”,而是表现“二流子”的转变,用当时的评论家的话来说,“劳动让人从鬼变成人”。延安时期这些文艺作品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又引导和帮助更多“二流子”像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几十年后再次品读这些已成历史的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最深刻的历史变革是人的变革,是人心的变化。这也正是“改造二流子”题材最本质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照进山窝窝》以及“田根生”这个形象,接续了延安文艺的传统。扶贫必先扶起志,立志才能拔穷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减贫“奇迹”,它的内涵不仅是一系列经济指标,而且是精神的充盈、人性的高扬,是许许多多“田根生”们的转变中闪耀着的人道主义的伟大光辉。
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对“穷”的控诉。贫穷,使李凤兰不得不委身于没有感情基础的老男人,失去了真正心爱的田根生。贫穷,让七尺男儿田根生“宁愿强忍辛酸、被人耻笑腰弯屈”,成了“刁民”,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贫穷,迫使幺妹每天穿得像叫花子,扼杀了花季少女的“开花的梦想”。不论是李凤兰的哀叹、幺妹的委屈,还是田根生的自责,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不同侧面推动着田根生的转化过程,令这个形象更具感染力,也让人体会到扶贫不仅是解决物质之贫,更是解决精神之贫,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是改造主观世界,是守护百姓生活,更是守护世道人心。我想,假若在后续的演出中,再总结经验,打磨雕琢,“田根生”完全有可能成为扶贫戏的一个典根生型形象,长驻在当代中国的艺术舞台上。
当我们抓住了“田根生”这个轴,观看《太阳照进山窝窝》,有如欣赏一幅传统书画手卷,徐徐展开,景象渐次呈现。一出场,田根生为首的二流子为了争取一个贫苦户指标竞相“比穷”,舞台上打得不可开交,“刁民”形象尽展眼前。热开场的处理,让观众迅速进入了剧情之中。顺着这个逻辑,后面的故事围绕着田根生与扶贫干部的“斗智斗勇”展开,田根生的人物形象也渐渐丰满。而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大量“旁续”,呈现为一个故事牵出另一个故事的叙述形态。在《摸底》一幕中,借田根生和李凤兰的私房话,交待了他的人物前史,原来,“二流子”的外表下的田根生,是个有情有义有本事的汉子。接下来,祖奶奶拿着贺龙部队留下的借条出场,讲述了一段革命家史,于是,我们又知道,田根生成长的家庭环境,有着支援革命的光荣历史。这些片段,不着痕迹地为田根生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同时,又给这部扶贫题材的作品建构起了超越扶贫的辽阔而丰厚的“远景”。透过舞台上的三五人物,我们仿佛看见了革命年代,“只听那脚板儿响,不见人做声。大家不要怕,这是贺龙军……”,这是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我们又仿佛看到田根生带着乡亲们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体会到社会普通建设者的艰辛。在这些“远景”的衬托下,作为脱贫的“近景”变得更加清晰。我以为,这样的处理,丰厚了作品的内涵。创作者没有就扶贫论扶贫,也不是单纯从社会救助、道德情义的意义上解读扶贫题材,而是以舞台艺术的方式,把“扶贫”展现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讲清楚了为什么要扶贫,扶贫为什么能成功的根本道理,从而表现了脱贫及其成功的制度力量和历史必然。
从精益求精的角度,这部作品中也还有改进的空间。从细节方面看,情节还有芜杂毛刺之感。比如,祖奶奶撕毁红军借据的设计,虽表现出了祖奶奶对田根生“恨其不争”的心情,但似乎过于激烈。借据是革命历史的遗存,如果改为捐给当地博物馆,或将其作为田根生农家乐里陈列的“传家宝”,更有意义。再如,李凤兰因为有了老男人的孩子而无法跟田根生走,以及“尖刀班”班长肖近山对扶贫干部之“艰难”的叹诉,似也都有蛇足之嫌。这是因为,田根生与李凤兰的悲剧根子即在一个穷字,点到即可。而扶贫干部所有的辛苦及其价值,已完全映射在“田根生转变记”中,直接的诉苦告白,反而是对作品艺术品质的损害。而从音乐剧这一艺术形式来看,作品虽吸收和展现了恩施耍耍、滚龙连厢、彩手舞、民间小调等元素,以民族风情烘托了人性之美,不过相较于恩施丰富的民族民间文艺宝库而言,现有的挖掘包括方言的运用,特别是这些元素与题材的融洽度还不太够,如果加入更多此类元素,比如给田根生多一些展示“才艺”的机会,再多加入一些“恩施味儿”的唱段舞姿,不但有助于塑造人物,让内在的情感获得愈加直观的欣赏性,从而令全剧更加耐看。
当然,些许瑕疵没有妨碍《太阳照进山窝窝》以舞台的精彩呈现时代的精彩,以时代的精神贯注艺术的精神,以一个人物的生动塑造折射出一场社会的伟大变革及其不朽成就,并为同题材艺术创作乃至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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