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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一带一路”,探索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新路径

伴随 “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形象的国际化传播也越来越有力度。“一带一路”提出了“民心相通”,强调要更好地获取沿线各国民众的舆论支持,就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总体战略和一以贯之、普世价值的传播理念,并积极推进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文互鉴和人才培养。

从客观上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乃至全世界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传播人才;要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离不开高素质的传播人才;要推进中国更好地走进国际市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离不开具有国际化视野与复合能力的传播人才。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现状

1.外语应用型人才匮乏

一方面,虽然以“英语”为主体的语言能力训练在高校传播人才的培养中占据大片江山,但是以英语使用能力和传播能力为目标的人才培养却并不突出。事实上,国际化传播人才需要掌握优秀的英语综合素质和能力,包括良好的英语语言知识、丰富的英语文化内涵和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据调查显示,高校毕业生在国际化传播中,“写”“读”还能够自如, “听”“用”却异常吃力,使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极为不熟练。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化交流与传播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这就要求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不仅要熟练掌握英语知识,更要具备英语的灵活应用能力,进以实现对语言材料的准确、透彻理解,以及精准、纯正的沟通交流与传播。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空间跨越多国家、多民族、多语言与多文明等,若要在巨大的差异之中完成高效交流沟通,亟需语言强、素质高、技能精、具有国际视野与全球竞力的国际化人才来支撑。大多数媒体和网民都认为“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的根基,虽然目前中国拥有为数不少的英语传播人才,但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深化合作与共赢,更需要数量庞大、能够实现“零障碍”交流的当地语言。而现如今,国内“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尤其是波斯语、孟加拉语等小语种人才极为匮乏。因此,应在以英语培养为主流的基础上,增加“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小语种”的培养,如此才能更好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2.“传播+外语”综合能力欠缺

在国际传播中,人才位于至关重要的关键地位。人才不仅是一级生产者,而且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还是传播内容的发出者,起着决定信息质量和数量、主导信息流量与流向的功能,影响着传播内容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正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涉及的小语种较为复杂,因此对国际化传播人才的培养而言,语言能力与外交能力并重。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通常是在经过选择、加工和重组后再进行发布,这便使得人们获得了信息的“拟态环境”。而受众又通常习惯于使用自身固有的文化和价值观来“解读”信息,同时数量众多的受众又会通过集体表达的方式来构建社会舆论。正是如此,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际公众对中国际形象的建构。

面对不断加快的国际化进程,这就要求传播人才在讲清中国观点的前提下,通过讲述符合西方传播逻辑、契合西方受众心理的内容,以实现硬信息的软着陆,达到“入脑、入耳、入心”的传播效果。而目前,高校在对学生的外语知识培养较多,但对基于外语的传播与外交综合能力培养较少,甚至存在无视状态。实际上,处于竞争激烈的国际舆论场中,优秀的传播人才不仅要过“语言关”,做到“听懂”“会说”,还要懂得传播技巧,并且掌握立足于不同立场展开对外交流的表达能力。

二、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的战略意蕴

1. 构建讲好“中国故事”跨文化的传播范式

要讲好“中国故事”,自然要求国际化传播人才积极寻求“跨文化传播”的公约数。从传播内容的视角来看,国际化传播人才可通过挖掘具有“实、新、特”的好故事,激发国际人士“听我讲”的兴趣;从传播渠道的视角来看,国际化传播人才可通过互联网传媒平台,让“中国好故事”“走出去”,激发国际人士“走进来”讲故事;从传播关系的视角来看,国际化传播人才可通过讲述喜闻乐见的故事,以个人魅力折射中国魅力。唯有如此,才能让受众的思维从“我的”转变为“我们的”,进而增强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信心与兴趣,讲好“中国故事”。

2. 助推媒体融合进程向纵深发展

越是在“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是媒体”的自媒体时代,越需要对涉及“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人员进行专业思维训练,反过来看,专业化传播人才的成长又将倒逼媒体融合更快地实现从相“加”向相“融”的转变,并更大程度地向纵深发展。当前,传统媒体的媒介产品更多属于服务型消费类产品,若要让这类产品在当今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便需要对其进行结构优化,实现从简单的内容产品生产与分发向精细化、高品质、个性化的内容服务转变,而国际化传播人才无疑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有力支撑。

3.改善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

当今的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领土竞争,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国际话语权等在内的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长期以来,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对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竞争诸多掣肘,“西强我弱”格局长期存在。这就要求国际化传播人才要运用“巧实力”,从“国际关系”与“对外传播”的双重视角进行交叉考量,既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推广,又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普通受众对信息的接受习惯、认知等存在的差异,以此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路径

1.“文化+”:以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明确国际化传播人才传播使命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传播,自然离不开文化“翻译”。Catford定义,翻译是用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中对应的文本材料替换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的文本材料,是“解码”;而达到两种语言都能够实现相同的理解与认知,是“转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语言的“解码”与“转码”,助推着“本土文化”成为“全球文化”可能性的实现。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民族数量众多、文化形态众多等,因此我国在培养国际化传播人才更应重视对语言“解码”与“转码”能力的培养,落实理解每个阶段、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明确自身的传播使命。

站在知识储备的视角来看,国际化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增强人才培养的内在素质与全球化能力。拥有全球化的多维度能力,便能分析研究地方、全球和跨文化的各种问题;理解不同观点,接受迥异的世界观,便能在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中秉持尊重的心态,并促进文化传播的可持续性发展。换句话说,“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基石,文化传播则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有效手段。因此,培养符合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民众需求的国际化传播人才便成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动力之源。

站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视角来看,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是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高校与行业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通过双轮驱动进行共同培养。与此同时,媒体和高校还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胸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局。因此,国际传播人才身处国际舆论场,仍要坚持党的信仰、恪守政治立场,对祖国和人民饱含深情,唯有如此,才能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2.“外语+”:以外语培养为基石提高国际化传播人才外语驾驭能力

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从来不是“语言”或“传播”的单打独斗,也不是“新闻”和“语言”的简单叠加。一流的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应着力从外语功底、新闻传播实务、国际视野和文学底蕴方面实现“四轮驱动”。

国际化传播人才的培养,首先要提高人才的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外语是工具也是桥梁,在国际化事务中,对外语从“会讲”到“好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对外传播事务越来越频繁,对应用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是日益扩大,这自然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外语人才培养中,外语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应满足国际化传播所需要的新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一方面,国际化传播人才的培养,应该意识到,外语不止是“教会如何讲”,更重要的是应该“明白如何用”;另一方面,为培养具有全面外语应用能力的国际化传播人才,高校在培养模式上应从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课堂教学等方面入手不断改革与更新,打破传统外语教学偏重语言本身准确性而忽略交际等应用性能力培养的思维桎梏,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

对国际化传播人才而言,外语的培养要进一步主动学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话语体系,深入挖掘、发现和寻找文化底蕴,从而坚定文化自信,达到使用沿线各国的“本地话”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基于此,目前许多我国高校在国际化传播人才方面基本都首先以世界通用语——英语为主,将英语学习的好坏作为影响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少量涉及日语、法语、俄语等较多人使用的其他语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既要加大沿线许多国家所用语言学习投入,更要加大一些非通用的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建议根据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分众传播”的需要,适当增设相关小语种专业,以更大范围地培养国际化传播人才。

3.“传播+”:以融媒体为契机打造“全媒体”型国际化传播人才

技术革新不仅导致了技术人才在专业领域的进步,而且导致传统媒体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并呈现出传统媒体人才“质”与“量”下降的现象。事实上,传播不仅是信息的移动,而且包含精神的共享。未来的国际传播不仅不会停留在暂时、简单的交集,而且会扩展到持久、深入的共享,服务意识与能力自然会成为国际传播的方向。因此,未来的国际传播更需要以融媒为契机,以提升国际化传播人才的内容制作、节目视角与艺术设计标准为引导,以提升国际化传播人才对新媒体设备的使用与驾驭能力为要求,以构建全媒体报道、分众化传播、用户画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记者画像、媒体画像、用户画像等)、丰富可视化报道、提供新闻资源共享与合作、建立互助新闻报道网络等为手段,打造“全媒体”型国际化传播人才。

在传播内容上,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传播速度和广度、传播时间和空间的突破,为媒体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更好的机遇,也为助力“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崭新的平台,这自然对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融媒环境下的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要求“手、脑、眼”并用,通过对新闻现场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捋出线索、内容采集等手段,最后加工成新闻产品。以宁夏卫视的节目《解码“一带一路”》为例,其在策划时便提出了多传播渠道、覆盖移动平台、视频网站和搜索引擎等要求。在节目传播中,更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多点并发推送图文信息,并尝试直播、弹幕等新形式,不仅获得了所在国大使馆、当地华文媒体大量转发。将其剪成短片,再次投放,获得更多点击量,还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民众逐渐完成了自身与“一带一路”的关联,以及“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利用好融媒体的优势贴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的共同关切,达到了“你说-他听-他信”的效果,从而形成一个双向互动反馈、全民实时参与的节目“共同体”。

综上,要构建汇聚正能量的国际话语体系,构筑基于“国家-地方-公民个体”的意识形态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传播人才培养,要以价值引导为引领、以外语培养为基石、以“全媒体”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唯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最大程度地改善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格局。

(特邀作者:赵玉洁, 四川传媒学院讲师,长期从事对外传播研究)

 

责任编辑: 4150Z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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