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民族精魂 展运河画卷——话剧《运河1935》观后

前不久，有幸观看了以大运河和红色往事为主题的话剧《运河1935》，走进剧场前，好奇于运河精神、风土人情如何浓缩于有限的舞台时空，看完该剧，既满足了在戏剧架构方面的心理期待，又被运河儿女在民族危亡时刻因对家园的热爱、对运河的眷恋而萌生的民族大义吸引。

话剧《运河1935》是一部用心讲故事的作品。该剧取材于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小说《渔火》和《蒲柳人家》，从小说里富有运河特色的场景、娓娓道来的讲述到戏剧中集中紧凑的情节、立体形象的人物，话剧《运河1935》汲取的是代表性的元素、时代背景的依托和乡土文学中那种质朴、细腻的人文情怀，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一个适合舞台叙事的故事：1935年，地下党员周勤肩负组建抗日队伍的任务，回到当时处于“三不管”地带的家乡通州。大汉奸、专员殷汝耕正策划“冀东独立”，周勤团结爱国将领姚六合，打入敌人内部，并联络船家女望日莲等，深入调查日军制造毒品“金丹一号”的阴谋。大运河畔，一场生死较量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虽聚焦华北危机、抗日救亡的时代大背景，话剧《运河1935》却未展现宏大的战斗场景，而是选取1935年这个特殊年份，从历史的横截面窥见真实、触及本质。于是，我们在剧中看到了日本侵略者推行华北“毒化政策”的丑恶嘴脸、汉奸韩民哲等的卖国行径以及周勤、姚将军为代表的爱国人士的积极抗争，而所有这些人和事，并非散落的、没有关联的，都紧紧围绕运河岸边“周家鱼行”两兄弟的不同选择这个矛盾焦点层层揭开、步步推进。

剧中，戏剧情境的营造让人印象深刻。周勤、周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二人面对家产问题有分歧、与船家女望日莲都有情感纠葛，在展现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同时，编剧又叠加了一重更深层次矛盾，即在清查“金丹一号”起源时，周勤意外发现弟弟周瑞急于赚钱、竟卷入日本人策划的一场阴谋之中。一边是谆谆家训和民族大义、一边是邪恶势力步步紧逼，兄弟俩如何选择、相关人物作何反应，都拷问着人性，让剧情更加波折。同时，周父与周勤心照不宣的信任、二娘成全自己亲生儿子的小心思、船家女对正义与爱情的渴望、兄弟俩为了民族大义殊途同归的决定，都随着矛盾的累积、爆发展示在观众面前，展示了活生生的人物群像。于是我们看到，家国情怀与人性挣扎贯穿《运河1935》全剧，不光拧出了彩，还像滚雪球一样推动着人物与故事向纵深发展，最终出色地完成了叙事任务。

“四十里通惠河到了通县呐，与那千年的古河紧相连……”在故事文本外，话剧《运河1935》的二度创作亦可圈可点。在铁片大鼓演唱中，该剧将观众的思绪一下子带入大运河北端，鲜明的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加之经过变奏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形成了该剧极富特色的音乐主题，表达了剧中人物或激昂或悲愤的情绪，展示了运河岸边的风土人情，成为参与叙事的重要手段。另外，一船、一桥、一长篙，是剧中代表传统运河特色的舞台图景，既是写实的物象，也是运河精神的表征。“一部运河史，便是半部中华文明史。”运河流淌千年，今古相通的是永恒的人性，被其滋养的沿线儿女，血液中世代流淌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小船为例，它在剧中既承载了船家人的悲喜与奔忙，也见证了国人的铮铮铁骨：周勤与姚将军就是在这艘小船上慷慨地读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结尾处，主人公们还将乘着它“去远方”……当北运河民众的抗日壮举与大运河南端轰轰烈烈唱响的《义勇军进行曲》呼应，成了1935年这个历史横截面上家国情、民族义的一个真实注解。

走出剧场，细细回味，话剧《运河1935》在规整流畅、格调清新的同时，还有些让人觉得“不满足”的地方，或可进一步打磨。比如，在情感表达上，尚缺浓烈、隽永、直指人心的力量，应沉下心来叙事，不能点到为止。剧中，姚六合作为国民党将领被周勤争取及周瑞决意挺身而出与韩民哲同归于尽、将毒品付之一炬等事件，都转变过快、铺垫不足，人物也就因此少了一份厚重感和可信度。尤其是周勤、周瑞两兄弟之间，从殊途到同心，应该有一段酣畅淋漓的对手戏，用以消除之前的罅隙，实现两人间的新发现、新认识，但目前已有段落分量不足，也令其后周瑞的慷慨捐躯显得突兀。当然，全剧最应加以丰富的是望日莲这个女性形象，作为普通民众代表，观众更期望看到她作为运河人水上生、水上长所养成的独特品性，但在剧中，其行动的张力、性格的感染力都欠了火候。相信话剧《运河1935》在已有的故事基础，随着继续打磨，将会更加隽永、有味，并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

（图为剧照，来源演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