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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观察 | 国际著名印度学家郁龙余教授:那个夜晚改变我人生

中国文化传媒网 2022-01-05 15:22

2020年,是我教书的第五十个年头。在同事、好友的张罗下,编撰了一本纪念文集。最初的书名叫《一个陌生的熟人》,是想说说我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陈年往事。后来,胡经之先生和魏达志教授,写了一篇名为《究东西文明,行学术大道》的长文,读到的人都说好,并建议以此为书名。

南方观察 | 国际著名印度学家郁龙余教授:那个夜晚改变我人生

国际著名印度学家郁龙余教授

书稿出来,在熟人之间传阅。有人读后说: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小语种出身大改行的人,居然当上了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而且还是在大师、大咖云集的南国荔园。后来又不忘本来,回归印度学研究,获得印度总统亲自颁授的“杰出印度学家奖”。印度国宝学者、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金德尔教授,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说:“郁教授充实了中印两国之间伟大的价值交流活动。在这些价值中,心灵是一束神圣的亮光。他令我们想起了手持莲花、观照世界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慈悲使世界美好,如同晨曦之于白昼。”

对大家的谬奖过誉,我自不敢当。我认为,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晚成的“小器”。而且深知,任何人想做成功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都离不开机遇。我的机遇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谈谈那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夜晚。

南方观察 | 国际著名印度学家郁龙余教授:那个夜晚改变我人生

郁龙余教授母校——北京大学

1984年,经过了十三年的两地生活,我已决心南下广东解决家庭两地分居困难。具体去哪里,广东的生活环境怎么样?这些问题总是萦回在我的脑海里。这年春节前,红四楼(备斋)有楼友告诉我:“中文系张卫东去年到深圳大学,这几天已回来,何不找他问问情况!”于是,在一个满天繁星的夜晚,我来到了卫东的宿舍。他的妻子刘丽川老师见到我就说:“我去串个门,你们好好聊。”显然,她是给我腾地方。

当时问的事,后来看都属幼稚可笑,什么广东话听得懂吗?物价那么贵,发的工资够用吗?卫东耐心地听我讲,然后一一作答。最后他说:“龙余兄,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就到深圳大学。你的两地分居问题,快则半年,慢则一年,一定能解决。”又说,深大的书记、校长十分爱才。“我这次回北大,除了休寒假过春节,还有招聘人才的任务。”

我和卫东原先并不熟。听了这几句话,山东人的耿直、热诚扑进了我的心。我说:“行,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去学校人事处问问,我的档案寄出没有。如果还没有,就不要寄了,等深大的调令。”突然,门开了。刘老师见我们还在谈,就说:“你们明天接着谈。”我一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就告别他们夫妻,顶着一天星斗回自己的宿舍了。

1984年7月,我告别了学习、任教十九年的燕园,来到了新建一年的深圳大学。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参加了中文系成立大会。香港的饶宗颐、罗亢烈先生以及澳门的程祥徽教授等嘉宾亲临致贺。这样,我从一名印地语教师变成了中文教师。中文系所有的老师,国学研究所长汤一介先生,系主任乐黛云、胡经之,副主任封祖盛、张卫东等,非但没有看不起我这个大改行的人,而且处处支持、维护我。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老师鼓励我坚持印度学研究,做一个“中西印三通”的学者。其他老师也一样,都希望我在印度学研究上搞出一点名堂。每当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时,人人积极主动,义不容辞。

一天,季羡林先生来信,说他正在研究糖史,知道深大中文系正在研制《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些有关“糖”的古文字资科,支持他的《中华糖史研究》。我拿着信去找卫东,请他帮忙。他非常高兴,说:“季羡林先生消息这么灵通,说明我们搞的检索系统是有用的。”前前后后,他和他的研制组尽了极大努力,给了季先生很大的支持。季先生将此事写进了他的著作之中。我对卫东执着的科研精神,充满了敬意。除了《全唐诗》,他还领导中文系师生研制《红接梦》电子检索系统和《中华大典》。这是一项浩繁的研究工程,他常常披星戴月,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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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统(前排右)为郁龙余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

卫东不但工作责任心强,而且非常有孝心。1993年起,我们都搬进新落成的深大新村。一切都好,就是没有电梯。过了几年,卫东的岳母说年龄大了,有点儿爬不动了。卫东一听,就在香港人开发的一个小区里,买了一套带电梯的房子。后来,这个小区的房价大涨,无意之中卫东赚了一大笔。有个熟人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对孝心的回报。

作为中文系的开创者之一,卫东对教学认真负责,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对学生关心爱护,让大家十分感动。说一句实话,深大中文系,包括以后的文学院,风气之正,堪称荔园楷模,有口皆碑。这里,有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封祖盛等老一辈学者的功劳,也有张卫东、章必功等年轻一代的奉献。据我所知,卫东在北大中文系工作时,就对学生关爱有加。不但书教得好,而且班主任工作也做得上心扎实。对那些不怕吃苦,毕业后甘愿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同学,他更是热情鼓励,工作细致入微。他的这种作风,从燕园带到了荔园。一年暑假,他指导中文系部分师生,到贵州三都县考察学习。回校后,大家都说收获巨大,所见所闻,令人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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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龙余(左)向时任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库尔卡尼赠送《梵典与华章》

1980年代以来,我国新办了许多大学。但是最成功、最具影响的,是深圳大学。她的三十多万毕业生,百分之八九十,都留在深圳创业。2018年,有一个全国大学创富榜,深圳大学名列榜首第一名。这份荣誉,主要是深大历届华业生创造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像张卫东先生这样,默默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老师的功劳。

年逾古稀之后,就爱回首往事,希望做好人生的扫尾工程。2020年,我把在北大就开始写的长篇历史小说《黄道婆》书稿又印了一稿,给章必功老校长送了一本,在扉页上写道:“在北大前辈学者中,助我最力者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及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诸师,在同辈学者中,助我最力者先生功推第一。有人说,一个小语种印地语生身的人,大改行到深大中文系,成为系主任、首任文学院长,真是中国当代的一个学术传奇。其实,传奇的缔造者,是先生和深大诸位同事及学生,我只是一个遵命者而已。现奉上《黄道婆》最新一稿,创作、修改了五十年,是一份迟交的作业,敬请指正。”

以上题签,说的是心里话,没有任何夸饰。必功在同辈学者中是助我最多的人,那末卫东就是助我最早的人。没有他,我三十八岁后的经历,就得重写。

【作者简介】

郁龙余教授,男,1946年生,上海人。国际著名印度学家,中国印度文学、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专家。1965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诸师,学习印度语言文学。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升讲师。

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1991年升副教授,1996年升教授。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留学生教学部主任,留学生教学部和师范学院顾问。2005年至今,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等。

2016年12月1日,在印度总统慕克吉于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亲自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2019年11月,被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刘延东聘为该会顾问。2022年1月,被聘为《深圳社会科学》顾问(2022–2024)。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第四任会长(2019–2021)。

(图片由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提供)

 

责任编辑: 4161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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