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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罕见!成都犀浦发现先秦区域中心聚落遗址

中国文化传媒网    2021-08-25 19:30

8月2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主要可分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两个发展阶段,其春秋时期的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地。

重要!罕见!成都犀浦发现先秦区域中心聚落遗址

发掘现场

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细化时间维度、复原历史文化面貌、重现社会组织形式、揭示丧葬习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发现东周大型公共墓地现存春秋墓葬80余座

据发掘现场负责人熊谯乔介绍,2020年10月,为配合犀方路小学建设项目的建设,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郫都区文物保护所对该项目地块进行了文物勘探,在项目红线范围内发现一处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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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现场航拍图

经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批准,2021年3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详勘和抢救性发掘,确认项目地块内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证实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本次发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发掘工作中积极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项科技考古工作,获取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另外,利用RTK测绘、多旋翼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全面采集考古信息。

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的墓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个、灰沟3条、窑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遗物,青铜器主要有剑、鐁、带钩、印章、敦等,其中柳叶形剑、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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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剑

熊谯乔认为,从遗迹和遗物来看,该遗址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周中晚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房址、灰坑、窑址、灶等生活类遗迹以及少量的墓葬,遗物主要为罐、瓮、盆等生活类陶器,说明该遗址在这一阶段是作为居住址使用。第二阶段为春秋时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灰沟等,遗物主要是随葬用的青铜剑、磨石以及陶罐等,说明该阶段主要是作为墓地使用。

发掘西周建筑基址15座柱洞内埋藏钻孔卜甲

犀园村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建筑遗存,主要分为基槽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两种。在发掘区内便发现了可合围建筑多达15座,同时还发现一些柱洞内埋藏了钻孔的卜甲,基槽内放置了完整的陶罐。大规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基行为表明该聚落等级应该不低,应该是一处中心性聚落址。根据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该聚落鳞次栉比、人声鼎沸的盛况。

到了春秋时期时期,该遗址主要作为公共墓地使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柳叶形剑,体现了古蜀亦农亦兵的社会组织形式。柳叶形剑器形小巧、造型古朴,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而敦一般认为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次在成都平原的东周墓葬中也有发现,体现了蜀国与楚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此次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陶器。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遗物,具有数量大、演变快、文化间差异大的特征,对于考古学分期断代和文化间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成都平原的先秦遗址中,春秋时期的遗址发现的比较少,出土陶器也不甚丰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可复原的陶器,有罐、盏、豆、器盖等,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质和时代特征,填补了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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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敦

这批东周墓葬还有一大特色便是普遍存在随葬鹿骨的现象。犀园村各墓无论大小都有随葬鹿骨的葬俗,随葬部位主要是肢骨,另有少量的下颌骨和脊椎骨。各墓随葬鹿骨数量多寡不一,多者十余件,寡者仅一件。鹿在古蜀社会中显然具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在成都平原,将鹿用于祭祀的现象早有渊源,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就发现过大量鹿角。随葬动物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大量鹿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狩猎业的发达,表现出狩猎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

“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周代,历时性长,是成都平原少有跨越西周、东周的的先秦遗址。”熊谯乔说,“从目前抢救性发掘的成果看,该遗址是郫县地区乃至成都平原一处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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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现场绘图

“此前成都平原发掘过上千座东周墓葬,但绝大多数都是战国墓葬,而可以明确断定为春秋墓葬的屈指可数。该遗址此次发现了八十余座春秋时期墓葬,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墓地排列有序,朝向统一,显然经过精心规划,表明该区域是一处重要的公共墓地,对于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丧葬习俗、礼仪制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熊谯乔说。

熊谯乔认为,该聚落在西周时期为居住址,东周时期为墓地,这种历时性的变化正是探讨聚落变迁及其背后动因的绝佳材料,对于分析和研究古蜀聚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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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戈

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考古工作对于成都乃至四川历史的构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成都现代化城市发展进程,一次次偶然而又必然的考古发现,将古蜀文明从起源走向繁荣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考古发现勾勒出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从目前考古材料看,古蜀人的发展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四个阶段后秦并巴蜀,蜀地逐渐融入了汉文化的之中。

熊谯乔介绍,该遗址正好处在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西周、春秋二叠层的发现意义重大,为建构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深入探讨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相互间的演变关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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